李小云:学前教育缺失问题还没引起应有的关注
2019-11-19 04:50 作者:太阳城亚洲教育集团 来源:太阳城亚洲教育集团

——太阳城亚洲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专注研究全球贫困问题的三位专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

  CDRF Exclusive特别邀请了数位对减贫与发展的理论、实践有深刻研究的专家,畅谈他们眼中的中国扶贫事业。

  第二位接受采访的,是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高级顾问李小云。

  “贫困的本质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一个发展的概念......贫困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制度性问题。”

  “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首要办法是通过制度供给的优化来突破结构,从历史角度看,扶贫首先受益于农业增长,其次是城市化。在进入新阶段后,精准扶贫成为一个新的制度供给优化措施。”

  “随着贫困群体数量的不断减少和国家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财富分配的主要内容已转向教育和卫生。教育里问题很多,实际上就是不平等,突出表现在教学质量和学前教育方面。”

  “帮贫困家庭盖房子和给贫困孩子免费上学是一个道理。靠自己,他永远盖不起房子,同样如果靠自己能力去上学,他永远上不了学。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承诺、一个体制供给的条件。”

  “通过扶贫,其他贫困因素会被不断地消除,学前的教育的缺失就会不断的显现出来。乡村学前教育的缺失会成为中国未来贫困生产的重要领域。”

  “然而,学前教育缺失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实际上,农村学前教育真正的挑战不在行政村,而是在自然村。”

  贫困的本质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一个发展的概念。如果没有现代化,人们都处在绝对传统社会,那就只有差异的概念,但没有贫困的概念。

  很多发展中国家,像太平洋岛国或者非洲很多国家,一个村庄里最富裕的人也没有汽车,他只是多了几头牛。为什么?因为走的是一样的路,吃的一样的饭。这种情况下,有差异,但是没有贫困。

  绝对贫困是客观的,就是完全吃不饱穿不暖。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在现代社会,我们所定义的绝对贫困还是有相对性。

  现在的绝对贫困标准是收入2300元,这是2011年的价格,两不愁三保障,这种标准比没吃没穿时代的贫困标准要提高很多了。

  非洲大部分国家没有钱修路,没有钱把学校修得很好,没有钱给村庄里修饮用水,没有钱为全社会提供医疗保险。在一个贫困的国家,所有原因都和国民财富的生产不足有关系。而国民财富生产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增长不足。

  这是从现代意义上来衡量的,如果从传统意义上来衡量,我认为既没有绝对贫困,也没有相对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讲,贫困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概念,而现代的概念并非今天才有的概念。

  美国人均GDP6万多美元,人均收入4万多美元。按照收入中位数的50%来算的线万多美元就是贫困。

  1万多美元就是10万多人民币,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不是贫困的。而且他本身有住有吃,小孩能上学,只是他所享受的福利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现代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福利获取不均,产生的差异是现代社会中的相对贫困的本质。

  社会中的某些群体获取太多,某些群体获取太少,于是产生福利差距,产生了相对贫困。比方说不能旅行,没有钱给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没有收入来交更好的医疗保险,造成福利的缺失。

  圈地运动以后很多人当上地主,越来越富裕,而另外很多人就没有地了,他们沦为失地的农民,生活非常得凄惨,同时他们又是大庄园主和大地主的劳动力。要是无视这些人的劳动生产力的生产过程,整个社会将会更加混乱。

  贫困和扶贫总是和不平等有关系的。从制度角度来看,英国17世纪的济贫法、工业化以后慢慢的形成的社会福利法案,确保了工人阶级、失地农民的基本福利,我把它叫做制度性的扶贫案例。中国古代也有对穷人的关注,这些往往是非制度性的,更多属于社会实践。

  从根本上讲,贫困是个制度性的问题,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所形成的问题。因为不平等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以物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以后,贫困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把中国的贫困问题的时段拉的长一点,1949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贫困都是发展的问题。即便也存在着不平等,但那是普遍性的贫困。

  1949年以前基本上属于物质生产不足,经济没办法为国民提供一个充分的、用于提高福利的物质基础。粮食生产不够,没那么多钱去修路,是基本生存保证不了的状态。

  所以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1978年之前,我们解决了基本生存的问题。

  1978年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不断提高福利水平的发展性阶段。这个阶段,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把经济发展搞起来,把蛋糕做大,奠定改善福利的物质基础。

  现在说的“站起来”、“富起来”,就是福利的改善,包括教育、医疗、旅游、文化生活等等。

  新世纪以后,经济社会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不再是非常有利于穷人受益的结构。此外,社会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通过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就变得更困难。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那么剩下穷人就永远是贫困的,这被称作贫困陷阱,所以中央决定启动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就是去除绝对贫困死角。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但不是大多数,解决这部分人的贫困就是中国现在做的事情。

  扶贫的原则是绝不提高标准,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的。提高了以后就不是贫困了,否则可能出现人人都是穷人的现象,这就是我讲的中国扶贫的三个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首要办法一直都是优化制度,通过制度供给的优化来突破结构。

  贫困的本质实际上是不平等,不平等的本质就是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等。

  所以扶贫的本质是要突破机会和财富分配,解决机会和财富分配的机制的不平等。

  举个例子,我们50年代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那个时候不仅进行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土地改革,还进行社会制度改革,比如妇女解放、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等。

  经济制度变革和社会制度变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做不了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制度供给的优化。制度供给优化以后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贫困就可以一下子缓解,这就是中国的经验。

  1949年以后,我国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那时20%的人占有70%以上的土地,这个问题要解决。而这个问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解决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控制,甚至有的就是总统或者总统家族在控制,很难解决。

  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更为彻底。开放到让中国的经济一下子完全进入到全球体系中。效果很明显。依靠产业转移、乡镇企业、工业化、城市化等等。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供给优化后,扶贫就是受益于经济发展。

  首先,扶贫受益于农业增长。从1978年到1986年,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就是靠8年里7%的农业增长。随着农业增长率下降到4%,进入常规增长阶段以后,农业就不再是支撑减贫的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着靠的是城市化。90年代末期,好几亿农村人口转移出来,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劳动力转移。而这种转移带来的经济结果是从乡镇企业和城市化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高,农业收入比例很低。

  精准扶贫是一个新的制度供给优化的措施。到了新的阶段以后,社会的利益集团各有各的利益,让他们去把钱拿出来搞扶贫是很难的。举个例子说,官僚结构有它自身的利益和逻辑,他们会按照官僚技术的逻辑来确定把钱投到什么项目里。

  扶贫不是致富,扶贫是救命。扶贫问题是没有理性的,只有一个原则,救还是不救。所以我们反复强调精准扶贫,一定要精准到最需要的群体,最需要的地区,不能到处都搞扶贫。

  对于落入到贫困陷阱的群体来说,扶贫更多的是政治议程和道义议程,是完全不可以用经济理性来衡量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制度供给,就做不成这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没法把扶贫工作做得很好。

  所以中国决定实行“五级书记挂帅”。它的合法性在哪里?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宪法决定的,所以通过宪法决定的党的领导地位来统筹这个社会政治工作,而不是按照官僚理性、经济学家或技术专家的观点。

  前面说到现代贫困更多的是福利性概念,福利概念有两个点,一是福利的内涵,二是获取福利的手段。

  比方说,享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上到大学,开阔你的眼界,这个是福利的内涵。所以当缺失教育的时候,实际上是缺失福利的,因此是贫困的。

  第二是医疗和教育,尤其是教育,同时也是获取现代福利的手段。也就是说,你想获得这样的机会,如果你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你就获得不了。

  在过去的扶贫经验中,更多的是讲收入的提高,原因是那时候我们的贫困群体特别庞大,如果那时讲福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提高收入,也就是自己来改善自己的福利,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强调开发式扶贫的主要原因。

  但是随着贫困群体数量的不断减少和国家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就会出现越来越多地进行财富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内容就是教育和卫生。

  帮贫困家庭盖房子和给贫困孩子免费上学是一个道理。靠自己,他永远盖不起房子,同样如果靠自己能力去上学,他永远上不了学。所以我们在贫困地区做两免一补,效果是特别好的。

  教育里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平等。解决不平等的核心是相应的制度供给,除此之外才是技术。

  盖多大房子合适,谁先住合适等等,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承诺,有没有这样一个体制供给的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倾向于制度供给。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我们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异化,这一差异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不断加大,导致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差异太大,这是我国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仅是收入不平等,社会公共服务也是不平等的。这个不平等既是贫困的内容,同时它又影响到贫困,其中教育是最突出的。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农村和城市在教育基础设施上的差异越来越小。我曾到一个贫困地区去参观学校,各个设施建得真好,和城里学校没有任何差异,但是师资差异却极为明显。

  所以城乡教育、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教育质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师资的差异上,这个是一个大的短板。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从小看大,三岁到老”,西方自然科学中早期儿童发展的领域也有相似的研究和论证。所以乡村学前教育的普遍性缺失是我们国家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比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对照试验,学前有教育的、有关怀的儿童与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儿童,在进入到学校以后,在获取知识和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会出现很大的不同。

  随着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条件的不断改善,贫困生产的领域会不断的压缩,最后压缩到学前教育。也就是说,在未来,学前教育的缺失和贫困发生之间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相关性。

  这不是说在过去的学前教育不重要,而是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影响到贫困的即时性因素太多,所以的学前教育缺失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可想而知,学前教育不会马上产生影响,显然不会因为今天学前教育的缺失而立刻造成明天的贫困。但是学前教育的缺失一定和未来潜在的贫困有关系。

  通过扶贫,其他贫困因素会被不断地消除,学前的教育的缺失就会不断的显现出来。

  学前教育的缺失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2020之后,中国的扶贫工作就进入以防止贫困发生为主要的任务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要确定哪些领域最容易生产贫困。学前教育的缺失问题显然会成为中国未来扶贫政策重要的一个领域。

  中国有一个概念叫村,我们讲“村村通路、村村通电”,现在是“村村要有幼儿园”。

  我们讲的村是行政村,行政村是在农村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就是把许多所谓的自然村弄到一起。但是自然村的大小不一样,而且有些自然村和自然村之间距离是很远的,尤其在山区。

  我认为,真正的挑战不在行政村,因为行政村在过去这么多年,不管是公办和民办,都有幼儿园。问题主要在自然村,所以我觉得把山村幼儿园通过更多形式建在自然村,或者自然村的联合体,能够让自然村中所有的孩子享受到学前教育的雨露阳光。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已经做了大量的对照实验,也已经明确了学前教育在经济发展和扶贫中的作用。但需要把这个工作提高到政策层面上,需要在国家发展规划的层面上研究,研究究竟投资学前教育是不是合适的?它的经济收益和减贫收益是不是最大的?